今日批评家 | 程文超： 不当批评家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程文超（拍摄时间：2000年）
程文超（1955—2004），湖北大悟人。197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在该校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73年在湖北大悟县良种场和东新公社插队务农，后历任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学术专著《意义的诱惑》，论文集《寻找一种谈论方式》《1903：前夜的涌动》《反叛之路》《百年追寻》。《意义的诱惑》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1903：前夜的涌动》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
我的批评观
不当批评家
程文超
“批评”是什么？搞批评的人未必常常问自己。倒是不搞批评的常常会发问，并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某些作家或读者更根据自己的想法对批评家做出要求或指责。批评家的压力之一就从这里来。
这种压力对我往往作用不大。因为我不是批评家，或者说，我不是以批评为职业的人。在我这里，“家”是否标志着某种“成就”倒在其次，因为“家”首先标志着某种分工。说你是某某“家”，首先是说你是以某某工作为职业的人。而我，只是一名教师，喝粉笔灰的那种。粉笔灰喝得多少与好坏，是我需要承担的责任。
不当批评家，就有了一份轻松和悠闲。关于批评的事儿，你可多做可少做，甚至可做可不做。没有任务，没有压力，更不为了写作而写作。事实上，近几年来，我的批评文字也真的少。
这当然不是为了逃避批评的责任。只是我对“批评”的看法不同。对我来说，批评，只是我业余时间的写作方式之一。说“之一”，是因为除了写写批评文字外，我还不时写些其他类型的文字。我搞批评，同我写其他类型的文字一样，是因为我要表达，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我要负责的，只是我的表达。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创作、批评、理论研究等工作分得那么森严。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种写作。巴赫金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时，你说他是在批评、是在进行理论研究还是在从事着一种创造性的写作？米兰·昆德拉在写《被背叛的遗嘱》时，你又能否说清楚，他是在写小说、是在搞批评还是在进行纯理论写作？
我喜欢“写作者”这种称谓。作家是写作者，理论大师是写作者，批评工作者同样是写作者。你所需要表达的，适合用文学的方式，你就搞创作；适合用学术的方式，你就搞理论研究；适合用批评的方式，你就解读文本；适合用无法分类的方式，你就用你独特的方式写作。比如徐坤，有时写小说，有时写批评文字，有时搞理论研究。我觉得，三者异曲而同工，都是她的创造。表达的，都是徐坤的情感与思考。
当然，这需要天分。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这里要说的是，写作，不以分工为前提。它的前提只是：你有东西要表达。我以为，大的写作者，无论他是搞创作、搞批评还是搞理论研究，都是对他的时代、他的时代里的世界与人生有着深刻感悟和睿智思考的人。因而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你能产生深邃的哲理思考，读海德格尔、福柯等人的纯粹理论写作，你又能激起对人生的诗意的激情。
于是就有了批评写作“首先面对什么”的问题。既然批评是一种写作，是要表达批评者自己的感悟、思考，那批评者首先——注意，我这里强调的是“首先”，而不是“唯一”——需要面对的，便是时代历史社会和自己的心灵。批评工作者必须首先对时代和心灵进行叩问。在这种叩问的过程中，他解读了某个或某些文本，产生了共鸣或碰撞，产生了表达的欲望，写出来就是“批评”。我反对天马行空的批评，我以为批评不进入文本是不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入文本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谈文本。批评家可以只谈文本——如果他愿意，更可以不仅仅谈文本。在作家作品面前，批评者充其量是个对话者的角色。正如文学写作一样，批评写作也是为了表达写作者的思考。不同的只是，作家用了社会、历史中的材料而批评者用了文本作材料而已。话说到这里便有些抱歉，我知道我说的没有普遍性。但我还是说了，因为这个栏目对我的要求是，谈“我的”批评观。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批评旷野里的精神之树
——试论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及其他
陈晓明
仔细回想起来，我与文超君相识已有十多年，1987 年匆忙潦草见过一面。直到1991 年，文超从美国伯克利取经归国，我们有过一次畅谈。经历过美利坚风雨的洗礼，文超的思想眼界显得更加开阔，书架上放着一排英文原版新书， 文超的眼中不时流露出对理论的痴迷。在同代学人中，我以为文超是少数几个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理解达到融会贯通境界的学者。文超不是那种锋芒毕露、语惊四座的人，但他沉稳，理论扎实，思想深刻。从不妄发议论， 始终有独到的见解。文超熟知新理论而不狂热，这使他的论述总是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坚持不懈，这种平实执着的精神，正是文超的非同凡响之处。对人对事，对文学，文超的那种韧性，堪称同代人的楷模。1996 年，在给文超的《寻找一种对话方式》作序时，文超的恩师谢冕先生写道：“来北大之前，他已经在文学批评中显示出新锐之气。北大和伯克利的环境催促他更快地成熟，他于是置身于我的那些最勤奋和最有才华的学生的行列。我以拥有这样的学生而深感欣慰。这不仅是由于他对文学事业的坚定和锐敏，由于他在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的直逼本质的穿透力和准确而精彩的语言表达的才能——这一切对于文学研究者的良好素质他都不缺乏，超越这一切并为我特别看重的，是他的人品。这是一位让他做什么都让人放心的、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我接触和认识许多很有才华和智慧的青年学者，但像程文超这样的文章、人格完美结合的人却不多。程文超的文学观念很开放，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坚持， 却很‘守旧’，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他身上的统一，生发出一种罕有的魅力。”① 谢公并不轻易赞许学生，他的这一番由衷的嘉许，足可见文超的道德文章与人格精神。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意义的诱惑》都是一本关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最优秀的著作。迄今为止，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谱系里归结批评的主题与意义，从既定的文化秩序来描述批评家的位置。自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一直在寻求自我表达的途径和方式， 在通过艺术阐释来重建文学自身的历史起源。这是一次潜移默化的分裂活动， 尽管其中也有不断重新整合的各种事实。但这一新的历史变异，这一有限地改变当代文化秩序的创生实践，无疑是倔强地存在着的。这一分离的同时也是创生的历史被程文超非常清晰地看到了。
文超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显示出他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与深厚的理论功力。正如黄曼君教授评价这本书时指出的那样：“这本书将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文学批评与文化解读、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将生动的叙述与理论的阐发结合起来，实际上成为一部角度新颖、别开生面的新时期文学批评史。”②这种把握显然是典型的西方式的理论把握。对艺术史（或文学史）进行历史叙述时，最基本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理论起点，就是找到历史总体性的标志，由此确立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展开历史叙述。文超把这段历史定义为：“意义的诱惑。”他写道：“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被谈论。于是批评家成为与意义捉迷藏的一群人。古往今来，批评家们乐此不疲地玩着这个游戏。他们时而自信而自豪地宣称：我能抓到意义！时而以揭穿谜底的口吻提醒人们：谁也找不到意义。因为意义，根本就不在！而意义却是这样一个怪物：你寻觅它时，它藏而不露，在窃笑中让人们把心力耗尽；你追逐它时，它像天边的地平线，把追逐变为永远的放逐；而当你解构它时，你谈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它——意义。”③在文超看来，意义就这样成为对批评的永远的诱惑。很显然， 文超对批评与意义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理解。批评对意义的追寻不是建立一个确定无疑的实在世界，而是意指着一个无限可能性的开放空间。把历史“文本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历史叙述，程文超正是把“文革”后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文本——一个开放式的、互文性的、意义交织的文本。他甚至干脆把文学批评看成一种对文学文本的“再叙事”，这里没有权威的意义， 这里没有历史的永久在场的本质。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程文超的《意义的诱惑》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当代文学史（或批评史）的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叙述。
“文革”后的中国历史或思想史，被描述为“新时期”，一方面要破除旧有权威话语，另一方面要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话语体系。程文超把握住他所理解的历史发展动向：从朦胧诗表征的神性的隐退与他者的显现，到寻求解放的人性观念，再到现代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超越，在历史的断裂带（无法修补的世界）表现出的逃离焦虑与叙述策略……程文超以他宽广而深邃的目光，全面而独特地把握了这段历史变动的全过程，抓住其最内在矛盾和逻辑关联，揭示了一个不断追寻而又迷失的西西弗斯与阿尔德涅尔相交织的神话④。很少有人像程文超这样，怀着巨大的热情，而又保持高度清晰的思路，梳理“文革”后的文学变异。在这样的变动时期，新生的话语作为被压制的他者，也必然是一个怪异的不断突围又自我放逐的他者。
程文超选择“朦胧诗”作为历史起点来叙述80 年代的文学变革，或者说追寻新时代的真实意义。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汇聚了那个时期最具有创新性的思想和最顽强的保守观念。程文超并不过多关注这二极的对抗，而是深入新型的话语内部，去清理那些充满新的表达欲望的话语所隐含的矛盾和困境。他所要观察的正是那些历史动向所指向的崛起的意义系统。程文超以三个崛起为论述的素材，恰好使我想起威廉斯对文化进行三元划分的理论。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在威氏看来，都可以划分为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和崛起的文化⑤。主导文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总是压制崛起的文化，但崛起的文化终究是不可压制的，要预示着文化发展的未来动向。当主导文化不能支配一个时代的精神生产时，它可能要转变为剩余的文化。它仅表达历史残存的意义。确实，程文超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威氏的理论，但他一直是在追寻80 年代的崛起的文化所表征的意义指向，以及它所隐含的矛盾和危机。对朦胧诗的礼赞，实在是包含着从一个压制的时代的阴影里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一种在自我、历史、政治的多重关系中的反思性表达。这种意义表达的合法性，依然要从时代的合理性中找到依据，例如，反思“文革”、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构成了思想的直接前提。很显然，这些前提与新的话语表达并不具有历史的共同本质，推动这些前提的是一些政治力量，而新的话语表达则是导源于另一种来自西方思想冲击之后产生的文化力量。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因而，随着文化的进一步推进，新的话语表达与既定的历史前提发生更加剧烈的冲突， 并且产生深刻的分离状况。
80 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不仅设定了自身的历史起源，而且试图重新构建自身的历史。“重写文学史”这一愿望，很显然包含着强烈的改写历史的动机， 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获取现实话语表达新的直接前提和历史合法性。在程文超的叙述中，一种新的崛起的话语是不可阻挡的，年轻一代的批评家显然是怀着创造历史的巨大冲动跨进历史的。对一个时代的文化实践的分析，被程文超赋予了一代人创建历史的能动性，尽管这种能动性是在历史困厄的情境中，也是在主体找不到准确的历史插入点的情形中展开的。在分析黄子平和陈平原、钱理群三人合作的那篇极有影响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程文超既看到他们所携带的改写历史的巨大能量，同时也看到他们所隐含的特殊的历史意味。黄文把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学特征概括为“焦灼”：“二十世纪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 它所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⑥程文超不仅看到这种概括与历史之间构成的缝隙，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叙述”所隐含的历史动机。这些挪用、空白（漏洞）和填补，目的在于建构关于20 世纪文学的新的叙事范畴。程文超写道：“我们在这里无意指出他们论述的漏洞，而是想挑明，这些敏锐、深刻、智慧、具有杰出研究能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批评家们留下，或者毋宁说‘制造’这一‘漏洞’的良苦用心：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行现代主义的描述——根本用意不在改写过往的历史，而在推动正在行进的‘历史’。”⑦
因为对当代文学和批评融会贯通的理解，历史变成一个自圆其说而又漏洞百出的文本，程文超才能在那些细密的文字之间看到历史的裂缝，看到那些似是而非的能指与所指的矛盾，看到那些潜在而倔强的表达欲望。在对80 年代后期直至90 年代的文学批评的阐释中，程文超几乎洞悉了全部的历史奥秘。尽管程文超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还有有待商榷之处，但他对当代后现代批评的历史动机与表达策略的分析无疑是最全面深刻的。程文超集中分析了后现代批评话语的表意策略，揭示了其中隐含的矛盾和无法摆脱的困境。紧紧抓住表意“策略”，程文超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地展开后现代式的读解。后现代批评在80 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激起了国内同行强烈的不满。大多数人的指责集中在争执中国有没有后现代主义？中国当今社会既然如此落后，何以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西方的舶来品，毫无理由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存在……然而，程文超却与这些浅薄的责难大相径庭。他感兴趣的主要不是批评家们言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言说。因而，他把后现代的批评策略作为他的切入口。在他看来，策略是批评家们严肃思考后的选择，它显示了批评家们切入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提示了批评家们努力把握的对象和希望达到的结论。他写道：“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运用各自选择的策略，才能清楚、准确地言说各自的思考。而批评家对于策略的选择，表面看是纯个人的行为， 实际上却有着历史语境的作用，涂有时代、社会的色彩。不同的批评家对于不同的策略的运用，除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之外，也折射着不同的批评家对于时代、社会的不同的感应。不仅如此，策略还显示了批评家在外来话语与本土文学、社会之间的位置，显示了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探讨的洞见与盲视、成就与困惑。而他们的位置，他们的探讨，又有从一个侧面揭示外来话语与本土文学、社会的关系。”⑧
笔者作为后现代批评实践的参与者之一，对程文超的分析表示由衷的赞同。后现代话语所意指的意义，确实包含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对当代政治文化前提的直接思考，面对依然强大的权力制度，年轻一代的批评家试图另辟蹊径，重新寻找理论的起点和文化目标。后现代主义实际不过是提示了一个 新的理论空间，不过是在奥吉亚斯牛圈之外开辟另一块领地。说到底，这些谈论——不管是纯粹理论话语还是批评实践，都依然立足于本土，都是本土最紧迫的那些现实的理论问题。确实，也正因为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既定的历史前提，后现代主义话语才采取一套表意策略。那些裂痕和漏洞，不过是无法缝合的历史切入口，它表示了那些症结性的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程文超更加关注后现代谈论当代文化的“方式”本身表明，他已经把这种谈论看成是本土文化峭壁上长出的一棵新奇之树。它看上去有点怪异，而怪异不过是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存在状态，在现代性的压力之下，中国现代文化就陷入匆忙应战的尴尬处境。如果说，这种应战能做得天衣无缝、无可挑剔， 那反倒令人怀疑应战的真实性。
我感兴趣的不仅在于程文超的分析方式，同时还在于他的评价态度。程文超能以这种认真、平和、公允甚至不无赞赏的方式来谈论同代学人，这是令人钦佩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在当代尤甚。在背后贬抑同行，在公开场合尽量避免提到同代人名字，就是批评和谩骂都最好隐其姓名，不是为了保护某人， 而是害怕骂了某人，反倒让某人成名。于是指桑骂槐，骂得不明不白，是当代批评司空见惯的现象。同代人生怕某人冒尖，自己立即就矮了半截，似乎只有贬抑对方，才能显出自己的高大。相比较而言，程文超花费如此大气力，去研究同代人的理论批评，并能做出中肯公允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不乏溢美之词，更可以看出程文超对同代人的挚爱与鼓励。文超的这种精神气度， 无疑令人肃然起敬，对改良当代学风，更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建设型的理论家，程文超在看到当代批评的历史“裂缝”时，他显然不能听之任之。他看到旧有的意义体系处于解体的状况，而新的意义体系尚难以确立。程文超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使他对意义世界无法最终排除“终极关怀”。因而，文超的反本质主义并不彻底，在他的心目中， 依然有历史的优先项目和等级价值判断存在。在他看来，某些意义是代表着正义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充满创生力量的新型话语，而某些意义是代表保守的没落的压制性的旧式话语。也许程文超的这种立场和价值标向是必要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破与立依然构成必要的历史期待。破除旧有的权威意义的同时，有必要建构新的意义。文超的历史叙述一如他所把握的历史自身，他提出了一种口号，一种打破话语霸权和意义垄断局面的设想，但他并未放弃他的理想理念、他所理解的代表历史未来方向的意义选择。在考虑未来的文化重建时，程文超的理论设想明显趋于稳健，并打上鲜明的本土化烙印。他设想以中国传统文论作为未来文化建构和21 世纪文学批评的基础。这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为了抹去过于浓重的本土色彩，程文超还特地批判了“中国情结”。在我看来，程文超试图摆脱“中国情结”不无天真烂漫的特点。他写道：“超越‘中国结’不仅意味着拓宽诊断危机的视野，而且提醒我们消解一组陈旧的二元对立模式，诸如现代/ 传统、革新/ 保守、科学/ 愚昧等等，以文化建设者的革新姿态和豁达心胸去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智慧。”⑨毫无疑问，这种态度值得尊重。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依然存疑。试图用中国传统中国智慧去建构关于现代社会的认知图式，包括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范式，我想是很难行得通的。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就处在深刻的转型中，古旧的东方文明虽然较晚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但终究是不可脱离世界体系而独立存在。某种意义上， 现代中国所经历过的阵痛，就是在二元对立模式中的艰难选择的结果。如果不只是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建立看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加，而把它看成是世界历史转型的一个过程——西方不过先发生这种转型，而东方中国晚了一步，这不是西方强加给东方的额外的东西，而是人类文明历史必然要发生的转变，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划分，哪些是西方的外来思想，哪些是东方中国的传统呢？这些传统就一定要指引中国人进入世界体系， 并引导未来的世界文明吗？这一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深入探讨的。但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可以明确认识到的，那就是人文学科的思想文化，也未必一定要回到民族本位才能找到根基，才可能前程远大。程文超写作此书还是在90 年代初期，我写作此文时已经站在21 世纪的门槛上， 全球化离中国并不遥远，WTO 这个词已经在媒体中随处泛滥，互联网也都快成为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要创建一种独特的中国思想理论去理解这个时代， 理解世界历史，理解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但不管怎么说， 程文超熟知西方古典和现代思想理论，而试图做到融会贯通的理解，他对回归传统的强调，也许也是一种叙述策略。
在同代学者中，文超确实是少数几个从事理论批评，而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深入独到研究的人。文超强调回归传统，这与他国学底蕴深厚不无关系。他显然不是振振有词，妄发议论，而是从他的思想深处绵延而出的那种精神气质。1998 年，文超出版《1903：前夜的涌动》一书，这本书以它独特的时间视角——选择1903 年这个平凡而非凡的年份叙述中国历史的变动。这本书论述到梁启超、章太炎、苏曼殊、王国维等现代思想大家。文超能从浩渺的历史资料中，捕捉到思想的亮点，娓娓谈去，把一段充满思想变故的历史呈现得异常清楚。在思想史的空间，文超同样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敏锐、明晰，抓住那些富有象征意味的历史标识，层层深入，旁征博引而又有条不紊，使本书精辟生动而有思想穿透力。为这本书的写作，文超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如果仔细阅读一下本书的后记，没有人不为之动容。文超写作此书的过程正是与病痛作艰苦斗争的时期，整整八个月，作者与医院和药物打交道，同时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四万字。但现代科技又给作者来了个黑色幽默，那忍着病痛写下的四万字，因为电脑的误操作，瞬间不知去向。一切又都从头而来。文超是一个坚定而乐观的人，这本书的写作，不只是与病痛作斗争，同时也在与1903 年的那些思想伟人展开精神对话。生命的勇气和智慧，在文超的字里行间竟是那么坦然而亲切。在某种意义上，朴实无华的文超其实极有特点：智慧而不取巧，深刻又不失坦诚，执着而多有旷达。读读《1903：前夜的涌动》，确实可以感受到文超涌动的思绪和闪闪发光的精神。
文如其人可能用在文超身上恰如其分，文超的那些批评文字用心良苦，却总是透着一股灵性。《寻找一种谈论方式》，是作者对“文革”后文学的一次梳理， 也是作者多年批评的整理和总结。文超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向的把握相当老到，对各个阶段的主流文学的分析总能切中要害。这是一本厚厚的著作，篇幅所限，难以展开论述。同样，那本《反叛之路》的评论集，似乎更能显示文超在批评方面的灵气。这些批评短论随处闪烁着真知灼见，清隽舒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例如一篇写张欣的短文，就令我钦佩不已。这篇题为《欲海里的诗情守望》的文章，把张欣的为人为文的风格气质写得淋漓尽致。我对张欣的小说也长期关注，也写过类似的文字，但读了文超的文章，我想从此对张欣我可以罢笔了。文超的批评文字是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他总是能把作家的精神家园摸透。文超的批评像是在叙述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娓娓诉说，循循善诱， 那些深藏的文本要义和作家的内心气质，像剥一根嫩笋一样，把内在的神韵全部揭示无遗。让文超读解过的作家，给人以通体透亮的感觉。例如，读了这篇关于张欣的评论，我想大多数读者不仅会对张欣的小说产生浓厚的阅读欲望， 也会被张欣的那种韵致迷得神魂颠倒。这就是文超的文字有魅力，而又值得信任的地方。
文超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尽管现在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招致人们的唾弃与怀疑，但我依然认为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始终怀着对知识的挚爱， 保持内心的自由，对权势和名声保持警醒，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在这样有点乱哄哄的时代，文超的存在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象征。谁能像他那样对待生活， 对待生命？谁能像他那样对待知识，对待友人？记得去年秋天，我们在武大有次会议，是夜中秋节同游东湖。我与文超和谢冕先生以及一位端庄的女博士同乘一条船，星光湖色之间，我感到文超对大自然和宇宙神秘的洞悉。但他依然是那么昂扬，既对谢公行恭敬的弟子之礼，也与谢公插科打诨、谈笑风生，对生命的瞬间快乐，同样怀有很高的兴致。我真为老友感到开心。今年春节过后， 我曾有次短暂的广州之行，不想文超回老家过年。富有戏剧性的是，文超回到广州听到我在电话上的留言给我回电话，我正在广州机场的登机口。文超还想赶到机场与我相见，只是得知我只有二十分钟就要登机，他才作罢。这就是文超， 把友情随时放在首位。
写写文超不是容易的事，很显然我的这篇短文言不尽意。对于我的浅显和片面，就像对任何偶然的事物一样，文超会宽厚地一笑置之。我知道我的朋友此刻又坐在南方的一方书桌前，推开一扇窗子，外面是一片绿色和无边的天空——我知道这就是文超珍爱的生活。我相信，生活同样会珍爱文超。
【注释】
①程文超：《寻找一种谈论方式——“文革”后文学思绪》，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②黄曼君：《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回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 年第1 期。
③程文超：《意义的诱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④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前者指不断推动一块巨石上山的那种悲剧精神；后者指走出迷宫唯一依赖的一根线。
⑤ [ 英] 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⑥⑦⑧⑨程文超：《意义的诱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陈晓明，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0年第3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